彭德怀初到西野“水土不服”,贺龙鼎力相助:跟彭总顶牛,要检讨
1947年春,随着国军对陕北展开“重点进攻”,陕北战局来到了最为焦灼的时刻。
从组织上说,陕北部队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照惯例,它理应由时任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指挥,但此时的贺龙还身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还在晋绥前线领导工作,无法第一时间返回陕北。
大战在即,不可缺少统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本来负责协助毛主席、朱老总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眼看前线胶灼,他便向毛主席主动请缨,希望暂时指挥陕北部队。
彭德怀的想法和毛主席不谋而合,主席随即表示同意,并马上和远在绥远的贺龙通了气。
当时驻守陕甘宁的野战部队,只有晋绥军区的1纵和联防军的4个旅,加起来共计2.8万人左右。
其中的晋绥军区1纵,是贺龙一手带起来的老部队,前身是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人称“贺龙嫡系中的嫡系”,该纵队的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是和贺龙一起从桑植拼杀过来的老将。
在46年11月,贺龙刚刚把晋绥军区的部队整编成3个纵队,不久后,贺龙得知毛主席要把晋绥1纵调过黄河,保卫陕甘宁和延安,便立刻亲自赶到1纵司令部,动员大家服从命令,积极执行中央安排的任务。
1947年3月10日,随着胡宗南的攻势更加猛烈,中央又下令将晋绥2纵调到陕甘宁边区,接受彭德怀的指挥,贺龙再次亲自送2纵西渡黄河,开赴陕甘宁。
晋绥2纵同样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它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司令员兼政委是王震。1934年8月,王震和任弼时、萧克等同志一起,率领红六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探路先锋,经过一路转战,最终在贵州木黄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红3军)完成了会师。
后来,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一起组成了红二方面军,又一起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在贺龙等人领导下,长期转战晋绥、晋察冀等地。
晋绥2纵西渡黄河后,中央军委随即决定将晋绥1纵、2纵以及陕甘宁部队统一编成西北野战兵团,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对于一般人来说,一下子“失去”两支最重要的“嫡系部队”,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但贺龙作为一位老革命家和老共产党员,他对此却非常坦然地接受了,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我个人的。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
贺龙的这种态度,在将军队视为个人私产的旧军队里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曾感慨地说:“我们一纸命令就调整好了指挥关系,这在旧军队里是不可能的,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却是顺顺当当,自然而然。”
到7月下旬,中央军委又指示将晋绥3纵队主力调入西北野战军,贺龙没有二话,再次坚决服从,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晋绥根据地防区内只剩下了一个独3旅。
7月31日,为了明确组织,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将西北野战军兵团正式改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至此晋绥1纵、2纵、3纵都被划入了彭德怀的麾下。
而则贺龙在中央的安排下,专心做起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军区的后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
现代战争理论认为,“打仗打得就是后勤”,彭德怀能在前线打得风生水起,自然离不开贺龙在后方的鼎力相助。
当时西北野战军加上陕甘宁边区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共有8万多人,每个月就需要1.6万石粮食,而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加起来,总人口也不过400万,且这两个地区地处贫瘠的黄土高原,物产本就不富裕,还有胡宗南的部队带来的巨大压力。
为了保障西北野战军的粮食供应,贺龙绞尽了脑汁,想方设法从本解放区和邻近解放区筹粮,又发动群众千里运粮,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除了粮草,贺龙还要负责武器弹药的供应,当时前方战事激烈,对炮弹的需求量很大,当时彭德怀给贺龙的电报,除了要粮食,最多要的就是武器弹药,贺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方兴建了14座兵工厂,有效地解决了前线的武器弹药供应问题,为此,彭德怀曾多次回电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还有兵员补充的问题。西北野战军最初成立时,只有3个纵队的主力,到1949年6月,已经发展成了拥有2个兵团、6个军,共计22万人的雄兵,这背后自然也离不开贺龙的不懈努力。
据统计,仅1947年,贺龙在后方就组织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部队,这在贫瘠的西北地区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对于贺龙的这些耀眼成绩,毛主席看在眼里,他曾高度赞扬道:“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正是有了前线的彭德怀和后方的贺龙的双剑合璧,西北战局才能在开局极度落后的情况下不断逆转,最终取得全面胜利。
除了粮草、武器、兵员等方面的支持外,贺龙在组织人事上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彭德怀。正如前文所说,西北野战军的基本骨干部队大都出自贺龙的麾下,贺炳炎、王震、许光达、廖汉生这些将军也是在贺龙的领导下一路成长起来的。这些将军习惯了贺龙宽和的指挥风格,对严厉的彭老总的到来,他们一时间显得难以适应。
譬如47年8月,1纵攻打榆林,由于缺乏经验,2天都未能得手,而胡宗南的援军马上又要赶到了,彭德怀果断命令1纵撤围。
榆林没有打下,政委廖汉生很是懊恼,这时候彭总又打来电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廖汉生听到这话很不服气,在电话里就和彭总争执了起来。
47年10月,1纵和3纵一起打清涧,遭到了国军守军的顽强抵抗,眼看他们未能及时完成任务,彭老总又打来电话,批评了1纵司令员贺炳炎,脾气火爆的贺炳炎焦心于前线战事,把话筒都摔了。
这些情况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协助彭老总解决这个问题,他专门参加了西野的前委扩大会议,并严肃地批评了贺炳炎和廖汉生:“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48年4月,西府战役打响,3纵的个别部队未能坚决执行野司命令,导致部队未能扩大战果,达成预期目标。贺龙又赶往3纵驻地,主持召开了纵队党委扩大会议,对个别干部未能坚定执行彭德怀命令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贺龙一一找到各纵队干部谈心,要求他们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在合拢的协调的,西野将帅之间的磨合期大大缩短,彭德怀的威望得到了有效的维护,西野的指挥系统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
这些,都是西北解放战争能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对自己工作的配合和支持,彭德怀一直都是非常感谢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会议期间,彭德怀和贺龙再次碰头,他情不自禁地与贺龙回忆了那段难忘的西北岁月,并赞扬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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